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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北朝时期清河张氏的丧葬习俗

2021-11-07 昆明公墓网 426

  葬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它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,有其独特的文化地位。我们通常将正常的死亡称为正寝,即寿终正寝,其最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死在家里,对于这种死亡方式,我们普遍认为是最为正常的,丧事按照程序办理就行了。但是,从历史上看,人类的流动性决定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“寿终正寝”,譬如外出做官或者打仗,死在官员任职的地方或者死在战场上也不在少数,这些人面临一个问题,就是如何殡葬?

  鉴于这种情况,在殡葬方面,人们大多采用了归葬还乡的方式,所谓叶落归根、狐死首丘,都是这种情感的形象比喻。不仅如此,人们在《礼记·檀弓》中找到了儒家文化的理论依据:“大公封于营丘,比及五世,皆反葬于周”。君子曰:“乐,乐其所自生,礼不忘其本。古之人有言曰:‘狐死正丘首’。仁也。”《礼记》中此句话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丧葬习俗。

  归(乡)葬,通常指死于外地,返葬于父祖之坟茔,亦称“归窆”。归葬作为中国古代丧葬习俗的一种,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的死亡观念,对家族、家乡的重视。所谓“归葬”者,要体现一个“归”字,如果没有“死于外”这一前提条件,那么就谈不上“归”。归葬的施动者一般为死者的后代子孙,这也是他们“尽孝道”的一种体现。从一定程度上说,是否能让死去的亲人实现“归乡葬”,乃是展现其是否恪守孝道的直接表现。

  魏晋南北朝时期,由于战争的原因人口流动频繁,客死他乡之事频率增加 ;加之门阀士族的兴盛,时人对家族门第的重视,使得归葬之风犹盛不衰,归乡葬因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葬俗。南北朝时期张姓族人张彝与张谠,用他们的实际行动,使亲属魂归故里,尽善尽美,谱写出了大孝的感人篇章。

  张彝(461-519年),字庆宾,南北朝时期北魏清河东武城(今河北清河)人。其才华过人,性格张扬,为民族融合、国家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张彝虽然性情豪放不羁,但素有孝名。其父早亡,与母亲相依为命,每天早晚耐心侍奉,从不懈怠。母亲去世后,张彝悲痛万分。作为一个孝子,把母亲的丧葬之事办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于是,张彝解除官职,扶丧归葬武城故里。他守丧超过礼节的规定,从平城(今山西大同)到家乡一千多里路,他完全步行,不乘坐车马。等回到武城时,他面色憔悴不堪,形容枯槁。世人皆为他的孝道称赞不已,乃至于当时的皇帝孝文帝知道后,也派遣使节前来吊唁与慰问。张彝排尽千难万险,使其母“归乡葬”,成为一则“首孝悌”的美谈。

  无独有偶,《魏书·张谠传》中关于其归乡葬的记载更加波澜曲折。

  张谠,字处言,清河东武城(今河北清河)人。入魏后,他与宗族保持了十分密切的联系,史载曰:“性开通,笃于抚恤,青齐之士,虽疏族末姻,咸相敬视”。延兴四年(公元 474 年),张谠卒于东徐州(今江苏邳州),其子张敬伯上奏朝廷请求葬于清河旧茔,朝廷迁延不允,最终“停柩在家积五六年”。张谠的另一个儿子张敬叔在徐州,听闻父丧不许归葬,甚至秘密谋划南叛,后被徐州府衙押送京师。至京师后,他不畏强权,据理力争,直至后来得袭父爵,出任武邑(今河北衡水)太守时,方得葬父于清河祖茔。

  为什么张谠的后代宁愿与统治者据理力争,也要让张谠归乡葬?说起来还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相关。归葬习俗历来受到重视,而乡里、宗族等地缘、血缘关系,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。关于不归葬的后果,最典型的事例当属《晋书·陈寿传》中的记载:西晋时陈寿的母亲卒于洛阳,遗令葬于洛阳。陈寿遵其志,不归葬,结果以不归葬母被罢官,而且受到时人的贬斥。陈寿遵从父母之命不归葬,不管其内心多“孝”,不归葬亲人遗骸,从形式与内容上都背离了传统丧葬习俗的要求,为世人所诟病,被视为大不孝。我们不知道张谠的后代是否有此一虑,至少从伦理、感情上来说,其热爱家乡,眷恋家乡的传统美德是确定无疑的。

  总而言之,不管是死者生前的遗愿,还是子孙后代恪守孝道主动要求归葬,归葬的风俗,从来不曾消失过。归葬,不仅便于后人祭扫,也无疑对家族起着凝聚的作用;归葬,已然融为中国孝文化的传统礼法。显而易见,张氏族人张彝与张谠之子将其亲属遗体归葬故里,是当时传统士族重视归葬风俗极其普遍的做法,更是恪守中国传统礼法的必然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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